按同一口径测算，2012年中国人均收入超过9000国际元，而中国的增长路径与上述成功经济体较为接近，依此推论，中国有很大可能性在今后二、三年出现潜在增长率较大幅度的回落。
如果美中两国经济更加平衡，走上更具可持续性和互补性的轨道，两国的经济关系将会更加稳固。从经贸关系上看，虽然中美两国已经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是美国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地、第三大出口市场。
这是迄今在十个发达国家中出现的最为巨大的收入差异。这一重大变化将加快国际资本的全球流动，加剧国际汇率市场的变动，全球风险资产和国际收支也将呈现不确定性和不稳定的特点。首先，基于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特别是美元作为首屈一指的国际货币，美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任何调整变化都会对全球的股市、债市、汇市和国际资本的流动带来重大影响和冲击。从长期来讲，债务问题是美国白宫和国会、民主和共和两党之间恶斗的结果，这必将妨碍美家政治良性运作和经济健康发展。虽然这对经济运行的直接影响有限,但这深刻反映了两党的严重分歧,短期难以妥善解决。
目前的这种内部政治博弈，不是短期的政治斗争，而是长期的、制度性的病症，而且和政治危机、社会危机相纠缠。第六，美国主导制定的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如果取得进展也将有利于美国的经济。解决目前弊端、释放新的制度红利，也不需要改变业已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更为要者，未来城镇化中数千万亩土地从农用转为城市工商用地，期间蕴含着天量的土地价值原始增值的合理分配，肯定也与中国财政结构息息相关。真正需要的是，实事求是地总结过去，理性地认识现行体制和常规市场经济两者各自的利弊，持续进行自主的体制创新。又因为国家面对体制改革与工业化发展的全面变革，意味着必须在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寻求必要的平衡。按人均消费计算，年均增长率约7.9%，这一水平在世界各国中应该是名列前茅的。
故效率比较的关键在于，国资委与市场性机构投资者之间，作为替身所有者，谁更有效？显然，在实践检验之前，简单地用所有者缺位否定国有企业，是没有根据的。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政府必然需要介入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与投资引领。
应对之道，除了大力抑制权力性收入，也必须矫正财产权过于集中所导致的分配不平等。而国企与国资的存在也是中国财政体系必须包括的内涵。但中国面对的是中华民族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国家领导层必须为长期经济发展负责。二是国有企业的资产资本化，形成了国有经济的战略制高点。
确实，大型国企没有明确的真实所有者，所在行业也不存在经济学意义上的充分竞争。显然，中国发展奇迹既非依靠压低消费，也非粗放低效。上述地方政府的投资激励体系形式上是财政优惠补贴，但却产生出未来收入流或生产性资产。国家之间的竞争与合作，要求国家级的战略领导和管理部门。
但问题核心不是负债数量，而是风险管理机制。而上述四大支出共同发挥作用，为中国经济的超常规高速发展提供了战略方向与体制基础。
还有竞争中的地方政府通过招商引资等多种方法，构造了可持续的投资激励体系，降低企业投资创业的投资成本，从而提高企业均衡投资水平。一旦处理不当，将导致权贵资本主义的现象泛滥。
这些特征性制度安排的形成与演进，标志着中国已初步形成一种与西方常规市场经济有着系统性差异的、新的经济制度类型。这是中国项目投资的审批效率大大高于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原因所在。也有人认为是因为过度投资、浪费资源。这样，地方政府的投资激励通过创造未来收益，具备了可持续性。如上所说，中国的投资率平均高达38%，不但显著高于西方发达国家，也超出东亚储蓄率较高的经济体。但是也应看到，中国过去30多年的国家战略目标，从翻两番、建设小康社会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其明确性、坚定性与连续性有目共睹，这些战略目标的落实与实现程度更令世人震惊，可以说已经超越世界上任何政体形式的任何国家。
同一时期中，中国社会消费总额从1979年的2千多亿元，上升到2011年约23万亿元。2、通过提供类似西方企业总部服务的助商活动，帮助企业显著降低市场交易费用。
可见，地方政府的发展谋划协调不仅没有抑制市场活力，而是提升了企业的市场行动能力，体现了政府与市场共生互补的良性互动。解决市场规管失灵，只能依靠政府自身的改革。
还有重构公司治理机制，实施总裁团队的职业化与市场化等等。相反，廉政程度较高的新加坡则是依靠自主的制度创新，建设起适合本国国情的反腐体制。
为此，中国逐渐建立了长期战略与短期政策相结合的国家发展管理职能，比如打造长期发展战略愿景，制定中期发展规划与产业政策，实施短期宏观调控、市场干预与渐进改革等等。具体而言，它有以下四大支柱：一是地方政府作为经济主体参与市场竞争，形成了三大市场主体。既然是寡头竞争，行业利润自然高于自然竞争的部门，区别只是在于这种较高的垄断利润归谁所有？如果通过健全国有企业利润分配与国有资本的预算制度，那么资本化的国有企业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权依托。科斯所说的交易费用主要指企业与企业之间打交道所涉及的成本，比如信息、研究、合约的谈判、签订和执行过程中的各种费用。
出路只能在于法治与市场规管。 中央政府的战略领导为国民经济成长打造了支撑性环境 西方政府除了法制与产权保护等公共服务及物品的提供，主要职能就是通过财政与货币政策实施宏观经济干预。
目前的问题主要是环保标准的残缺、偏低、滞后，执行过程不力，罚款代替治理。因此，中国财政必须是同时囊括收支损益核算、资产负债平衡与现金流量管理的复合型体系。
而改善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也必然要求专门的收入再分配及其配套的社会福利部门。这是一个包含了战略性中央政府、竞争性地方政府和竞争性企业系统的三维体制，一个把中央政府的战略领导力、地方政府的发展推动力与企业的创新活力三者有机结合的新型经济制度。
而企业投产后形成的增值税、所得税、个税等直接财政收入，加上就业增加和商务关联活动的扩展及其对地方商业、服务、房地产的推动等间接效果，使得地方政府的投资激励超越传统意义上的财政补贴，成为对企业未来收益分享权的某种投资。但更为重要的是几十年来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因而部门官僚主义也就成了现代社会的普遍现象。随着这一阶段的深入和第三产业的成长，资本产出比例将趋于稳定或微降。
改革后头十年，资本产出比为3.38，近十年资本产出比为4.10。因此，解决腐败问题实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否最终走向成功的关键所在。
在用公共收益权设租寻租、用合法伤害权攫取私利、用助商的管理服务换取灰色收入和官员家庭直接经商等多种形式的腐败行为中，危害最大者当是官员家庭直接经商。就上述解决过剩产能的大问题而言，正是由于中央政府审时度势，及时抓住全球化契机，克服重重障碍果断加入WTO，全面融入全球分工体系，才能有效吸纳了美国消费赤字、财政赤字、贸易赤字所提供的国际超级购买力，从而为中国经济的超常投资与增长创造了额外市场，使中国的经济增长得以避免常规市场经济中必然存在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在1994年后的近二十年中持续高位运行，缔造出超常规增长与超低经济波动并存的奇迹。
三是包含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分级资产负债管理体系，形成了超越西方公共财政的复合型国家理财。进入专题： 中国经济 体制创新 政府再造 。